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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 “重现”圆明园

  10月18日是一个比“9.11”更值得悼念的日子。142年前的今天,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过一场人类文明的大劫难——火烧圆明园。这座中国清代康乾盛世修造的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无论其艺术价值还是历史地位,都是美国纽约世贸大楼无法比拟的。 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尽劫难的圆明园已被悲苍与荒凉掩盖,并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年轻一代甚至根本想象不出她的旷世盛景,以致将圆明园中的一个景点——西洋楼与整个圆明园划等号。盛时的圆明园将以何种方式再现,这是专家学者们几十年来不断争论、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在2008年的人文奥运中,圆明园将以怎样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圆明园四十景中的“濂溪乐处”



  “重建圆明园等于制造一堆假古董”


  圆明园被毁是中国人的一段伤心史,是中国人心中永久的痛。1860年侵略者一场大火留下的废墟,仿佛始终在问“怎么办?”


  1982年5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将军向社会发出呼吁:“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在帝国主义破坏的废墟上,整修再现圆明园,使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做出贡献。”这一倡议当即得到人们纷纷响应。


  而反对修复圆明园的声音也此起彼伏。有人说当年西太后动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结果断送了大清朝;也有人说修复圆明园至少要花100多亿,为国力所不及;还有人从欣赏残缺美的角度反对复建⋯⋯


  20年前的圆明园面临三种发展的可能:一是听任园中生产队及农户挖山、平地、填湖、增建房屋,最终使现存的山形水系及房屋遗迹完全消灭,使圆明园变成无迹可寻的一片村落及农田;二是改建为学校、住宅、宾馆、军营、工厂等,将现存圆明园遗址彻底毁灭;三是将现存遗址逐步加以整修,最终恢复圆明园原来园林造景的基本面貌,使之成为北京西郊风景区一所大型的园林。


  三种命运当然是后者为上。十几年来,海淀区政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些景点的整修和复建,试图使圆明园更像圆明园。然而好的想法未必就有好的效果,加上受资金投入、技术水平、住户搬迁等多种难题的钳制,虽经十几年的努力,圆明园仍未尽如人意。“现在的圆明园,一半是游乐园,一半是垃圾厂。” 这样的批评虽有些尖锐,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时至新旧世纪之交,圆明园又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此时,重建圆明园的呼声依旧响亮,但反对重建的声音已变为主流。梁从诫、邓友梅等49位全国政协委员向人大递交提案,坚决反对修复圆明园。梁从诫认为: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外国列强侵略我国、肆意毁灭人类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也是世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如果进行修复,参观者就再也不会有现在的这种感觉;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再是皇家园林的辉煌,现在的遗址才具有真正的文物价值。另外,修复圆明园无论在建筑质量还是规模上,都无法达到原有的水平,至多只是增加了一处人造景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一位法籍华人建筑学家甚至直呼:“重建圆明园等于制造一堆假古董。”



  绮春园中的石桥 


  为圆明三园内唯一幸存的单孔石桥,桥后建筑为1992年在原址按原样复建的鉴碧亭


  复建园中10%的建筑


  就在主建派和反建派争得不可开交时,《圆明园遗址公园总体规划》正式出台,这场持续了近20年的有关圆明园建与不建的论战,似可暂时告一段落。


  总体规划的要点,一是动迁遗址内的居民、单位以及与遗址氛围不符的游乐设施;二是对建筑遗址进行清整,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保护措施;三是恢复园内的山形水系和植被;四是恢复园路、桥涵和少量功能需要的亭、台、轩、榭、值房及作为出入口的圆明园与长春园的宫门,以及今后用以陈列圆明园文物的“含经堂”。


  这是20年来主建派和反建派不断争论而产生的一个折衷方案,也是各种矛盾冲突相互妥协的结果。其实早在1983年圆明园遗址公园定名之初,便已隐含着遗址与公园的矛盾征兆。


  当时文物考古专家提出圆明园应当叫“圆明园遗址”,不应叫“圆明园遗址公园”,因为遗址和公园两者本身就是不相容的。遗址本身讲究保护,尽量避免人为的扰动;而公园需要经营,需要大量的人流,这是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而2000年出台的这项法定文件再次重申遗址公园的性质,圆明园只能保持遗址状况,不可能恢复昔日繁华的历史风貌。


  但考虑到这么大的公园,如果全是遗址没有建筑,游人进来后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也着实有些不合情理,故规划最后决定,园中建筑物的建造本着“宜少不宜多”的原则,恢复少量功能需要的亭、台、轩、榭、值房等古建筑,数量控制在古建筑遗址总面积的10%以内。


  现在园内居民已基本拆迁完毕,其它整修保护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唯有10%的复建控制指标,还不时引起人们的猜测。这10%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鼎盛时期圆明三园的总体格局。



  方壶胜境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乾隆初年(1736年)营造。9座楼阁中供奉有2200多尊佛像、30余座佛塔。建筑整体成对称布局,全部覆以琉璃瓦,金碧辉煌,巍若仙居。


  圆明园的园林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


  自从辽南京、金中都定于北京后,几代王朝在北京的建设便各有偏重。元朝全力建造大都新城,明朝偏重构筑宫殿,而清王朝则对营造山水园林兴趣浓厚。北京西郊蜿蜒的群山、充沛的水源正是兴建园林的理想之地。清王朝统治者是来自关外的满族人,尚保持着祖先驰骋山野的骑射传统,嗜爱大自然的山川林木。定都北京之初,他们不习惯北京的炎夏气候,也不喜欢常年深居禁宫,曾有择地另建避暑宫城的拟议。康熙初年,北京大内遭火灾后重修,为了防火,也可能为了防范暴乱而将各宫院之间以高墙隔绝开,形成许多封闭的院落,颇不适宜于居住。康熙皇帝更有心选择一处清静空旷的环境另建“避喧听政”长期居住之所。只是当时南方尚在用兵,政府财力不足。待到康熙中叶三藩叛乱平定后,社会环境较为安定,政府财力渐渐充裕,于是康熙立即着手修建清代第一座离宫型皇家园林——畅春园。后又在畅春园以北相去不远,为皇四子(后来的雍正皇帝)修造圆明园。


  乾隆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荣时期。乾隆皇帝一生喜好野游,自谓“园林之乐,不能忘怀”。他曾经6次南巡江浙,多次巡游热河、盛京(即沈阳)、五台、岱岳和盘山等地。每至一地,凡他所中意的山水园景,就让随行画师摹绘成图,回京后在园内仿建。


  紧邻圆明园东墙的长春园始建于乾隆九年(1744年),十六年(1751年)初步完成。1772年,绮春园又在圆明园的南面初具规模。至此,在康熙以来百余年间所积累的丰富园林设计和施工经验基础上,圆明园造园艺术达到了最为辉煌的时期,以圆明园为主体的圆明三园由此走向鼎盛。


  盛时圆明园遍布着数以百计的风景点,殿堂、楼阁、亭台、轩榭、馆斋、廊庑等各种园林建筑共约16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多1万平方米。现在确定复建的比例不能超过10%,即控制在1.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复建将以服务设施、游客中心等功能建筑为主,园林古建景观并不占主导地位,除将要复建的圆明园大宫门、长春园二宫门及含经堂外,园中已建的五六千平方米建筑也是包括在内的。



  方壶胜境遗址现状



  在珠海圆明新园中复建的“方壶胜境”景观。


  小品建筑:西洋楼


  142年前一场持续数日的大火之后,圆明三园中以木结构为主体的大量中式古典建筑化为灰烬,而以大量石材建造的西洋楼却焚后犹存,成为圆明园中最醒目、最震撼人心的景观。作为遗址公园,西洋楼的残缺美是不可取代的。然而了解圆明园的人都知道,整个西洋楼建筑群只是位于长春园西北角上的一个小品,或者说是乾隆皇帝的一时心血来潮之作,它仅占圆明园的50分之一。严格说来,西洋楼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造型如何,因为它们并不是地道的西方建筑,而是当时西方传教士为迎合中国皇帝口味而急就出来的作品,只是因为它真实记录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才显得珍贵。相对占地350公顷的圆明三园整体造园艺术,这个200米长、800米宽的西洋楼景区毕竟太有限了,以它来代表整个圆明园,确是力所难任。



  海晏堂


  西洋楼铜版图中的海晏堂为满族画师、郎世宁的学生伊兰泰所绘。海晏堂为安装欧洲喷泉机械设备而起造,是圆明园中最宏伟壮观的西式建筑。主要立面西向,两层11开间,中间设门,门外平台左右布置弧形石阶及扶手墙,可沿石阶下达地面水池。池两侧将西方贯用的裸体人物雕像改为铜铸十二生肖属相,代表十二时辰,每隔一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依次喷水。圆明园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后一直是皇家禁园,一般人很难进入,但一些外国人则设法进入荒园,拍摄了一些照片。



  德国人奥未尔1880 年拍摄的海晏堂残迹。



  海晏堂主楼建筑遗址现状。



  西洋楼景观示意图  


  圆明园建筑除大部分是中国传统建筑外,尚有欧洲文艺复兴末期巴洛克风格建筑,即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和远瀛观。整个建筑群由当时供职清廷的西洋传教士郎世宁(意大利)、蒋友仁(法国)等构图设计,由中国工匠施工营建,于1745-1759年历时14年完成,是自元末明初欧洲建筑传播到中国以来的第一个具备群组规模的完整作品,也是首次将东西方两个建筑体系和园林体系加以结合的创造性的尝试。



  黄花阵


  是我国唯一的仿欧洲式迷宫。外砌长方形迷阵,中心筑高台圆基西式八方亭。阵墙高1.2米,镶字不断雕花青砖,因而也称“万花阵”。乾隆皇帝每至中秋佳节都在这里观赏宫灯,宫女们手执黄绸扎制的莲花灯,在迷阵中东奔西驰,先至中心亭者可得到皇帝的赏赐。图为西洋楼铜版图中的黄花阵。



  图为1989年在原址按原样修复的黄花阵阵墙及中心圆亭。



  远瀛观


  珠海圆明新园中复建的西洋楼远瀛观



  《弘历雪景行乐图》 


  郎世宁、唐岱、沈源等绘于乾隆三年(1738年)冬,描绘乾隆皇帝和子女在圆明园中一起共庆新春佳节的情景。从画中可以看出圆明园中的建筑朴素雅致,与周围环境协调,但室内华丽的陈设又点明了御园主人的身份。



  圆明长春绮春三园鸟瞰图(白日新绘)圆明园包括圆明、长春、绮春(万春)三园,共占地5200余亩(约350公顷),是清代封建帝王在150余年间陆续缔造经营的一座皇家宫苑。盛时的圆明园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和丰富的收藏而闻名于世。圆明园是中国园林建筑史上一个精美绝伦的杰作,她以北方雄建之自然景观,舒写江南柔美之情,同时又融西方的挺拔明朗于东方的诗情画意之中,将古今、南北、中西建筑之美和谐地集于一身,被诗化为“人间天上诸景备,移天缩地入君怀。”




  北京西郊山水具备,早在元代就以风景佳丽而成为京城近郊的游览胜地。清代中叶,这一地区内的大小园林发展到几十处,但以圆明、长春、绮春(后改为万春)三园最为壮观。历史上玉泉山泉水量丰质佳,顺地势注入昆明湖,一部分则北流经青龙桥至萧家河,向东流入清河。元初城内开凿太液池(即今之北海、中海、南海),在青龙桥设水闸,将流入萧家河的水拦住,提高了昆明湖的水位。然后由昆明湖东南角开引水渠,流经巴沟和万寿寺与高梁河相接,此为南长河。圆明园水源原以导源于万泉庄的万泉河为主,圆明园扩大后,由于水源不足而求助于昆明湖。清乾隆初年,在昆明湖东岸开“二龙闸”引昆明湖水东出流向圆明园,使圆明园水系更加完善。





  然而在这座遗址公园中,想要找到比西洋楼更鲜明、更立体的遗迹,又的确很难。先不说圆明四十景的芳踪是否可寻,就是作为圆明园门面的大宫门,寻找起来也颇费周折。经过1860年那次闪电式的掠夺珍宝与焚毁全园建筑的“火劫”,之后又有1900年砍伐全园大小树木的“木伐”,1911年盗运园中石料的“石劫”,1940年后平山填湖、毁园还耕的“土蚀”,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产大队的鸡、鸭、猪场,区政府的机械修造厂甚至部队的打靶厂,都在这块“无政府”的土地上自由发展壮大,昔日的皇家园林已被改变得面目全非。据不完全统计,仅1967—1971年,就有216处土山和106处古建基址被挖掘破坏,24000余株树木被砍伐,一二百亩绿化地带被侵占。甚至还出现过一次私伐 1300多株树、一次拆掉800多米长的围墙、一次运走582车石料等严重破坏事件。对照1964年的测绘地图,圆明三园当时尚保留有近3000米长的虎皮石围墙,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其“幸存者”不过400米而已。



  圆明园烧毁当天的照片 


  该片现藏于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照片背面有摄影者当时的英文记录:"The great imperial palace Yuan Ming Yuan, before the burning, Beking, October 18th,1860."从照片上看,这是一座两层重檐的楼阁形建筑,六角攒尖顶,六角星形平面台基,在圆明园中甚为罕见。罗哲文先生在查考了圆明园现有资料后,尚未找出这一建筑的位置。据记载,与圆明园同时烧毁的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之景福阁中,有一座平面如莲花的佛教建筑“昙花阁”也是六角形,但照片中的建筑不应是佛殿,而且照片背面明确写的是圆明园。至于是圆明园中哪一座建筑,尚待进一步查考和考古发掘证实。(罗哲文提供)


  通过幸存于世的、乾隆年间宫廷画师沈源、唐岱依据圆明园著名景群绘制的绢本彩色《四十景图》,我们可以想象“正大光明”的庄严雄伟,“鱼跃鸢飞”的堂皇典雅,“天然图画”的深透清幽,“楼月开云”的精美豪华,还有幽深婉约的“万方安和”,蒲苇瑟瑟的“澹泊宁静”,端庄华贵的“方壶胜境”,落英缤纷的“武陵春色”,纯朴雅致的“北远山村”,⋯⋯这些精致的殿堂建筑外观,略施或不施彩绘,显得朴素雅致、美观大方,与一处处的山林水域环境十分协调,达到了建筑美和自然美的和谐统一。这些精妙雅致的园林山水虽由人造,却宛若天成。这才是圆明园最真实的面目,也是她的精华所在。


   正觉寺的命运


  如今的圆明园已不能像她的近邻香山、颐和园那样,以其秀美的风光和辉煌的殿宇带给游人欣喜和情趣了。她像一个惨遭蹂躏的少女,袒露着累累伤痕,呼唤着人的善心、良知和尊严。象征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的“万方安和”,只剩下万字形石基;圆明园西湖十景均已化为一片焦土,只有残石上镌刻的乾隆题诗,尚能使人追忆它昔日迷人的江南景致;“紫碧山房”是当年皇帝登高远眺的地方,今天站在遗址上仍能远望香山变幻的霞云,只是不见了楼阁争峰,殿台斗胜。“正大光明”殿,散居在这里的农民也许从来都不知道,当年雍正皇帝就是在这里亲政议事。英国侵略军火烧圆明园时,也将这里设为指挥部。它是兴建圆明园的起点,也是最后一个被点燃的建筑群。仿明代著名藏书楼宁波“天一阁”的文源阁,除建筑遗址外,尚有大堆残余的太湖石倾倒在庭院的池塘中。昔日的生动辉煌与今日的冷漠荒凉,一切尽在无语之中。


  也许圆明园中唯一躲过1860年大火劫难的正觉寺的经历更能说明圆明园的悲怆与无助。这座乾隆年间建立的喇嘛庙是清代皇室成员的御用佛寺,位置十分显要。庙宇主要建筑包括三圣殿、文殊亭等,雕梁画栋,蔚为壮观。由于山环水抱,加上古柏与荷塘的浸润,园林气氛非常浓重。正觉寺独处绮春园一角的位置,使它在火烧圆明园时未被殃及而幸存。


  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春,由于德军驻扎在离圆明园极近的朗润园,他们常到该寺拆大殿之装饰及门窗做燃料。自此之后,寺内佛像等艺术品开始流离失所,但大部分建筑尚存。1975年,海淀机械厂(后改为锅炉厂)进入该园,因修建厂房和生活区,寺中建筑损毁严重。这处唯一保存完整的圆明“遗孤”,就这样在百余年间的人为破坏中失去了光彩。



  正觉寺山门现状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幸存的正觉寺由于未得到妥善保护而荒败不堪,仅存山门、文殊亭和4座配殿以及26株参天古树。北京市政府已作出决定,近期将对这一建筑群进行修复。摄影/徐健



  海岳开襟遗址  


  位于长春园西湖中心石砌圆形高台之上,乾隆十二年(1747年)建成。正楼为四面各显5间的四出轩式三层崇阁,外侧对称配置重檐配殿、方亭及牌坊、圆廊,周围障以白玉石护栏,端庄辉煌,望之若海市蜃楼。1860年圆明园罹难时因其在水中而幸免,同治年间曾作修缮,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战乱。


  考古先行


  虽说圆明园的保护整修工作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了,但一直是局部的修修补补,远非2000年规划中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可比。


  由于规划确定将“含经堂”修建为陈列圆明园文物的博物馆,考古挖掘率先在此进行。而选择含经堂这处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形象资料的地方进行挖掘、复建也是事出有因。主管此项工程的考古专家靳枫毅先生解释说:


  北京市政府2000年通过的《圆明园遗址公园总体规划》拟对圆明三园复建两处:一处是东边的长春园宫门和含经堂,另一处是西边圆明园的正门——大宫门。挖掘长春园二宫门是探索、保护性的试掘,是为明年将要开始的大宫门考古挖掘积累经验。圆明三园中最大的宫殿建筑就是长春园含经堂中的淳化轩,其规格很高。考虑到含经堂遗址与西洋楼建筑群相隔不远,将此遗址进行挖掘复建,既可使长春园中的中西建筑有所对比,也可改变园中的荒芜状态,使游客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 。


  含经堂遗址从2001年4月开始挖掘,到目前为止,已发掘面积达25000平方米,揭示重要宫殿建筑基址和景点近30处。凭借已经清理出来的山水轮廓和沟壑空间,不难想象其当年的恢宏壮观。含经堂是长春园中的主体建筑群,当年是乾隆皇帝的寝宫,堂内藻井饰以五彩金龙,腾云飞舞,相当气派。乾隆皇帝建长春园是打算归政后在此“颐养”,但建成之后却舍不得离开了,每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处理日常事务也是乘船到一水之隔的澹怀堂,只有逢大事要事才去正大光明殿。



  含经堂遗址鸟瞰


  长春园始建于1744年,1751年初步完成。园内有宫殿、园林、景点20余处,交错分布于山林岛屿、湖泽溪水间。含经堂位于长春园中心岛上,与该园同期建成。1770年,乾隆增修淳化轩等建筑,使含经堂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淳化轩是圆明三园中最大的建筑,壮丽谨严。乾隆帝还将这座御园中的太上皇宫殿仿建于紫禁城宁寿宫,以示他对此的偏爱。目前正在挖掘的含经堂遗址,也可复现当时的宏伟壮观。


  据说含经堂正殿陈放有大量珍宝,凡皇帝和嫔妃喜爱之物都在此珍藏。所以火烧圆明园时,这里是侵略军重点洗劫的目标。时至今日,多处火烧的痕迹仍非常明显,迸裂泛红的宫殿地面,烧焦了的木柱、木戏台、古树等触目可见。我们也试图能够从遗址上幸运地发现点什么,时不时拣起地上的碎瓷片看看。遗址上的排水系统和地下供暖设施,是过去的历史文献和档案中未曾明确记载过的。



  蓬岛瑶台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福海中心。福海是圆明园中最大的水面,占地400余亩,相当于北京城内北海的面积。


  改变复建计划


  考古专家在挖掘过程中发现,含经堂遗址中建筑的平台、基台、柱础还都在,仅北半部就有宫殿基址20多处,大戏台的基址保存较好,观赏性强,如果按原计划复建反而会对遗址造成破坏,最后市政府决定改变复建方案,采取原址保护的方法,利用原建筑群的复原图和文字说明,使人领略其当年的规模和气派。


  如果含经堂以遗址形式加以保护而不进行复建,那么原定的10%指标中的空缺是否可以进行转移呢?


  在万春园(绮春园在清同治年间更名为万春园)“天地一家春”旧址,我们找到圆明园管理处的宗天亮主任。据宗主任介绍,在2000年《圆明园遗址公园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最新出台的《圆明园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又对圆明园修复方案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新规划将圆明园划分为长春园、万春园、福海及圆明园西部4个景区,近期将重点恢复圆明园本园部分的福海以西区域,同时对现开放区进行必要的调整,其重点是长春园含经堂、西洋楼和绮春园的正觉寺。政府已准备投资4个亿,用3—5年的时间,率先修复已经荒芜的西部景区及圆明园中唯一躲过火烧劫难的正觉寺。


  仍在挖掘中的含经堂遗址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新的建筑基址不断展示出来。靳枫毅先生介绍说:过几天我们将把探方上东西南北各12排隔梁打掉,用热气球升空的方式拍一张全景照片。现在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因为在2008年的人文奥运中,圆明园是其中一个亮点,圆明园的总体规划设计一定要在2008年前完成。要想按时完成圆明园的规划任务,考古勘察必须先行,而北京地区,只有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一家单位具有正式考古挖掘资格。现在除了抓紧完成对含经堂遗址的挖掘外,将来圆明园中用遗址展示的地方如九洲清晏、廓然大公和濂溪乐处等,考古专家也将很快进行挖掘。此外,圆明园有关景区山形水系骨架及网络系统、有关桥涵的基础结构等,也将是重点勘察与挖掘的对象。


  



  “蓬岛瑶台”系根据传说中的海上三神山蓬莱、方丈、瀛州的仙境而造,为中国皇家园林“一池三山”的传统模式。上图为雾色朦胧之蓬岛瑶台东岛,1985年在原址修复。


  鸟瞰圆明三园


  含经堂遗址很是壮观,也极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但在整个圆明园中还是略显单调。如果是一处处景点、一个个宫殿层峦起伏,遥相呼应,岂不更是美不胜收。在北京林业大学白日新教授家里,我们有幸一睹他在23年前精心绘制的一幅作品——《圆明长春绮春三园图》。


  白教授家3个高大的中式隔窗喻示着主人对中国古典建筑的偏好。说起白教授与圆明园的渊源,已是六七十年前的往事。父亲在30年代送给他一本西洋楼铜版画册,令他爱不释手。父亲还带他去过几个当时已没落的王府花园,在园中不过短短的几个小时,但园林艺术造成的时空转换氛围,让他觉得像是漫长的几个世纪。这种感受的冲击波一直在白教授的身体中震荡了几十年。后来他在东安市场买到一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又为这些精美的皇家园林景观所折服,同时也对他少年时形成的圆明园即是西洋楼的印象进行了彻底纠正。然疑问随之而生:这景与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他开始查阅以前的各种图纸,数十次到圆明园亲自揣摩。加之自幼培养的国画功底、对宋代界画的情有独钟和重庆建工学院几年的专业培养,一幅圆明园盛时景象呼之欲出。


  然而复原图的第一稿以失败告终,原因是他所依据的金勋先生60年代所绘《圆明长春万春三园总平面图》的比例关系不太准确。几经周折,他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1933年北平工务局绘制的圆明园实测图借出进行临摩,而这张图很好地解决了环境与尺寸的比例关系。历经十几年的准备摸索,一幅宽6米、高1.5米的圆明三园鸟瞰复原图终于绘制成功。虽说这已是20几年前的事了,但对白教授,却仿若昨天。为了突破总体与分景布局在一张图内表现的困难,也为避免园前部与后部因透视变形过大使后部难以绘制,他曾多次修改草图,最后选用的视距相当于1万米,视高为3000米,基本采用中心透视,但局部视点略有调整。这幅图完成后,受到诸多专家的好评。他颇为自豪地说:整幅作品都是我一个人亲手完成的,没有助手的参与,甚至连初裱都是自己做的。


  复建的梦想


  其实复现盛时圆明园景观是很多建筑家的梦想。1992年,珠海市政府找到清华大学建筑系,考虑到南方缺少皇家园林,欲在珠江三角洲营造一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浓重的园地,郭黛教授承担了珠海圆明新园的建筑设计重任。这是一次重新认识圆明园的绝好契机,2000多张圆明园图纸档案,数十次奔波探察,珠海圆明新园终于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全部竣工。


  虽然在有限的条件下尽了很大努力,但郭教授似对她几年前的作品并不太满意。琉璃瓦可以按照原来的样子,请故宫的专家把关,专门在福建烧造,但由于南方白蚁很多,不可能用实木进行修建,只能代之以钢筋水泥。58公顷大的空间也非常有限,许多景观只好简化处理。还有环境和经济因素的限制,使复建的圆明景观多少有些变形。如遵循《圆明园四十景》原样修建的“方壶胜境”,由于是建在山坡上,显得比圆明园中的“方壶胜境”更雄伟壮观。


  与考古专家略有不同的是,郭教授虽不主张全面修复圆明园景观,但认为恢复一两处也未尝不可。她觉得复建“正大光明”殿是比较可行的选择,因为不仅有历史上留下的图纸和《四十景图》,还有西方人画的水彩画作为根据。她的设计方案是将现代复建的“正大光明”殿架空在建筑残基上,地面以玻璃地板保护,这样不仅遗址的真实性和复建景观不相矛盾,同时也为遗址和公园的两相冲突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然而由于有10%指标的严格限制,又存在各种意见分歧,本着“宜少不宜多”、有争论的暂时搁置的原则,这个复建的梦想看来在近几年内还难以付诸实施。


  



  正大光明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为圆明园正殿,雍正题额,是清帝视朝之所。殿后寿山剑石壁立,古松苍然,景象清幽肃穆。今颐和园万寿山麓含新亭山边的剑石即为寿山遗物。


  不可再现的艺术


  “宜少不宜多”、“能不修复就不修复”,这看起来有些模棱两可的话语不仅是圆明园规划中的一个原则性规定,同时也是中国文物保护20余年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在这20年中,人们对文物保护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


  80年代初,当时正在修复承德避暑山庄的古建专家王世仁是重建圆明园的坚定拥护者。他说,那个时候文物保护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头脑中文物保护的概念比较模糊,出于再现辉煌的朴素爱国情感,当时多数人都主张修复圆明园。然而到90年代中期,中国文物保护观念开始与国际接轨,人们逐步了解并认同1931年的《雅典宪章》及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中国的文物保护观念开始发生转变。


  人们对圆明园的价值重新进行衡量。历史上的圆明园不外有三种功能:一是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古典园林景观,二是供人游览休息的公园,三是国耻纪念地。而其中的第三是她目前最主要的功能。


  现在人们对圆明园的意见分歧已渐趋一致,即圆明园是个历史的园林,其本身就是文物,她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其使命是反映、记录历史。圆明园被毁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一旦被现代建筑所覆盖,就改变了历史面貌。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评判,梁从诫认为,对圆明园做必要的整治是可以的,但没有必要重新恢复。如果是想看清代建筑盛景,可以到颐和园、到故宫甚至到承德的避暑山庄。但对此,圆明园管理处的宗天亮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颐和园和圆明园的造园手法不同。颐和园借用了万寿山之景,而圆明园是典型的人文景观,更能体现出组合的美。两园在意境上也有区别。站在佛香阁上,可以将颐和园的景色尽收眼底,而圆明园则没有一处能让你一览无余。  现在,古建专家王世仁一改他20年前的看法,认为修复圆明园的景观建筑没有必要,而且现在也不具备这样的可能。虽然历史上留下了一些图纸、古画,但我们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还远远不够。况且在施工时,清代的工匠是水到渠成,有时是脱离图纸的,以我们现有的水平,不可能复原乾隆时的圆明盛景。像园中已恢复的万花阵,还有绮春园新宫门,都不能令人满意。而绮春园新宫门就是在王世仁先生主持下修建的,但他认为工艺太粗糙,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正是有了修复古建的亲身实践,王先生毫不掩饰地说:圆明园是不可再现的园林艺术,现在的建筑和当时的作品,味道就是不一样。



  1997年,圆明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从圆明园外回收流失的文物


  中国人欣赏和谐美


  对于使中国文物界转变观念的国际宪章,专家也有不同的看法。著名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先生认为,我们不应盲目崇拜西方,因为《威尼斯宪章》制定时是以欧洲为中心,东方国家没有代表参加,所以这个宪章的内容并不完全适合中国。西方古建筑以花岗岩为主,而中国古建筑采用的是木、砖等材料,遗址挖出来后,不像花岗岩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有审美观念,东西方也有明显的差别。西方人欣赏残缺美,但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和谐美、完整美。长春园中的西洋楼可以保留它的残迹景观不恢复,但中式园林还应恢复一两处有代表性的精华。像圆明园四十景中的“九洲清晏”就值得复原。“九洲清晏”的喻意很好,象征国泰民安,它不仅是圆明园园林建筑的点睛之笔,而且历史上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在这儿发生的,复建出来会非常有益。


  而梁从诫还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复建,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复建后的圆明园不可能是原样,因为当时园中的建筑不是空架子,里面还有很多装饰陈设。新的保护规划提到要复建圆明园大宫门,但门前的华表是不是也要恢复呢?原圆明园大宫门前的华表,现在一对在北京大学,一对在北京图书馆,是不是也要搬回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其间纠缠了太多历史的因素。


  看来,2000年《圆明园遗址公园总体规划》和2002年的《圆明园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并没有将矛盾化解殆尽。在对圆明园一点不动和彻底全面恢复两个较为极端的看法中,政府明显偏向于前者。现在规划中所展示的,也许就是争论最少的,像圆明园山形水系和植物景观的恢复,各方专家已基本达成共识。


  



  狮子林水门遗址  


  位于长春园东北部,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仿苏州名园狮子林建成的一处著名园中之园。原景十余座楼堂亭轩依山面水,错落有致。叠石是特召苏州高手堆塑而成。整个景观较苏州狮子林更胜一筹。


  “重造”山河


  恢复圆明园山形水系的“重造”山河工作是圆明园整治规划的又一个重点,而且在未来几年的保护工作中,会大有作为。以水系为例,圆明园原为多泉水地区,有记载的泉眼有30余处,修建圆明三园后,又引玉泉山泉水和万泉河水入园,流经全园后从七孔闸排出流回万泉河,可见当年园内是长流水。未来的动水方案是:待将来南水北调后,可根据北京市的用水情况,一方面恢复自颐和园二龙闸向东从藻园入园的原玉泉山水系,另外可加大万泉河水量,使一部分从绮春园流入园内。两股水最后经七孔闸流回万泉河,使园内水系形成动水。


  山形和园林植物景观的恢复也将同样精彩。以“武陵春色”山形水系及景观为例:“武陵春色”是乾隆仿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意境而建造,现景点地形地貌基本骨架尚存。山水规划以1963年的实测图为基础,依据1933年北平市政府工务局《实测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遗址形势图》恢复,同时对照乾隆《四十景图》进行细部调整。东部地形以桃花溪为主恢复原有溪流,对桃花洞山石作适当的整理;西部恢复建筑四周的山体,形成与外部隔离的世外桃源。植物配置参考“武陵春色”御制诗所描述的景观,在南部水口附近遍植桃花形成桃花溪。整个景区植物景观以春景为主,除碧桃、山桃外,适当增加春季开花及早春发叶的植物,如迎春、连翘、玉兰、丁香、梨、垂柳等,形成盛极一时的春季景观。


  虽然现在各方专家对圆明三园内环境的整治及山形水系和植物景观的恢复已经认同,但其他争论依旧存在。如规划中提到的遗址挖掘,王世仁先生认为现在国内的遗址保护都不太成功,而圆明园中有100多组遗址面临如何保护的问题。罗哲文先生也认为,如果不是出于复建的目的,遗址最好不要全面挖掘,否则遗址会面临新的破坏。


  另外在规划方面,像目前园内现存的水泥板路面、柏油路面,钢板桥、新造的石桥及新砌的石块驳岸等,与圆明园皇家园林的设计风格与造园技艺水准颇不相符,有损于圆明园原有的历史风貌;还有已整修过的几处景点,有的过于简率,有的与周围环境不相协调。


  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圆明园这处纷争不断、多方关注的著名遗址公园,目前仍是区属单位,这一保护级别似与她的重要身份相去太远。


  尽管有诸多的不尽如人意处,还有各方无休止的争论,对于2008年的圆明园,宗天亮主任仍充满信心:“我们要请最好的专家,请最好的工匠,尽可能减少遗憾。” 在他的描述中,一份新的圆明园蓝图已勾画出来:未来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必将以其鼎盛时期的地域规模和三园基本格局,原有的山形水系和园林风貌,经过科学挖掘整理而保存下来的真实遗址,部分典型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古建筑、高质量的绿化美化水准和完美清馨的游览环境,展现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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