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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 故宫半壁在台北

  在海峡两岸存在着两座故宫博物院,它们都以清室宫廷收藏为基础;在追溯博物院历史时,也都将1925年的开院视作各自诞生的标志。有人说北京故宫不过是一个空壳,真正的国宝都在台北;也有人说迁台的文物仅占原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台湾故宫博物院根本不能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相比。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五代董源(?—962年)“龙宿郊民图轴” 绢本,设色,纵183.2厘米,横121.2厘米。中国山水画发展到五代,不仅日趋成熟,而且涌现出开宗立派的大家。董源和巨然开创的南方山水画派系,对后世影响尤大,被文人画家尊为“南宗鼻祖”。



  散氏盘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重21.3公斤,铭文19行357字,传世品。此盘造型典雅大度,铭文古朴优美,是西周晚期金文中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晋(公元321—379年),行书,纸品。先后有南宋“绍兴”、贾似道“秋壑珍玩”、金章宗“明昌御览”等鉴藏印。明代曾为冯梦祯、冯铨收藏。康熙十八年(1679年),冯铨之子冯源济将帖献于皇帝。乾隆皇帝称此帖与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为“千古墨妙,珠璧相联”,并将它们同贮于养心殿西暖室,题室名为“三希堂”。1933年此帖随同其他古物南迁上海,1948年运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



  宋汝窑天青釉莲花式温碗 汝窑是适应北宋宫廷特殊需要而建立的,所烧瓷器被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温碗是温酒用具,流行于晚唐至五代、宋。饮酒时,将酒壶放入莲花式碗中,再附一对盏托,别具情趣。此碗通体施青釉,釉面密布细小不规则的浅色纹片,给人以素雅清逸之感。



  玉辟邪 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高9.6厘米,长13.2厘米,宽3.55厘米。辟邪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形似狮而有双翼,能除群凶,故汉代的陵墓前及玺印上,常用辟邪为像。


  20世纪30年代,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侵略者,故宫博物院开始筹划史无前例的“文物万里大迁徙”。当时不少文化名人反对南迁,现在看来,南迁也不失为英明之举


   到台湾观光游览,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必不可少的一站。从台北市中心乘出租车,不到30分钟便可抵达外双溪,现在每年到这儿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人数,达二三百万之众。面对斑斓古朴的铜器、温润的玉器、晶莹的瓷器和褪色的字画,人们在感慨藏品精致、丰富的同时,也会生出许多好奇,为什么这些明清宫廷收藏,会在台北而不在北京呢?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产生是以故宫文物迁台为根由的。而这批文物在迁台前,还经历了博物馆界的创举——“文物万里大迁徙”。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迁徙路线图


   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10月10日。30年代,正当博物院的各项工作走向正常时,因日寇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宝安全受到威胁,故宫文物南迁作为权宜之策被提出。


   威严显赫的紫禁城,经过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经营,珍宝秘笈无数,迁运自然以珍品为主。陈列室的展品是经过选择的精品,属必装之列。其次是存于各馆库房中的文物,都是由各馆在各宫殿里选拔集中的。装完这些之后,再到各宫殿去直接选装。装箱也有一定的要求,要经得起长途运输的颠簸。故宫工作人员从琉璃厂的古玩商人那儿学到诀窍,即一要装紧,二要隔离。



  故宫迁台文物在台北雾峰北沟库房中存放情况。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是以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及秘书处4个单位分别装箱编号,从1932年秋开始办理,到1933年5月最后一批运出,共装文物13491箱。


   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故宫文物南迁。胡适担心数量甚巨的古物在移出北平途中难免丢失或受意外损坏,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上海、南京、洛阳等地多设几个博物院,将故宫同样的物件分地储存。但因政府对文物南迁之事态度坚决,胡适等无可奈何,遂以北平图书馆委员长的资格,消极反对该馆储藏的宋元善本书籍南迁。



  宋钧窑丁香紫釉尊 钧窑与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现河南境内的古钧台窑是宋代烧造宫廷用品的瓷窑,也可称为钧官窑。该窑以铜的氧化物作着色剂,在还原的氧气下烧成乳浊状窑变花釉,与天蓝、天青、月白或红紫等多种釉色融合一体,釉面自然形成一幅幅神奇的画卷。此尊仿商周青铜器式样烧制,在匀净的月白釉衬托下,尊体更显得雄浑古朴、雍容博大。


   鲁迅也是坚决反对故宫文物南迁的。他说倘若“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也罢”,“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面对即将远离皇城的古物,他沉痛地拟诗道:“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此诗发表在1933年2月6日的《申报》上,而正是这一天,故宫首批南迁文物起运了。


   由于国内政局的变迁,自1933年运离北平的文物,在1948年底又开始跨海东迁


   南迁古物在荷枪实弹的宪警保卫下离开了北平。一路上,曾有劫匪在车行路段窥伺,发现防备很紧,才未敢有所动作。


   第一个目的地——南京对岸的浦口到达了,但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目的地在哪里。在浦口停了一个多月,直到3月中旬,政府才决定将清朝的官方文献收藏在南京政府行政院的礼堂里,而古物和图书都运到上海,存放在法租界天主堂街的一座仓库中(原仁济医院院址)。后因这个地方太窄,又在英租界租了一间仓库。


   南迁文物到达上海不久,有人告发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利用职权侵占文物,易培基因此辞职,原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继任院长,文物清点编册工作便在这种情况下展开了。



  宋龙泉窑粉青凤耳瓶 龙泉窑即古来相传的“弟窑”,窑址在浙江龙泉县。龙泉窑创烧于北宋,盛烧于南宋到元,明代中叶以后逐渐衰落。南宋时,龙泉窑制瓷工艺迅速提高,烧出了粉青、梅子青等名贵釉色,成为青瓷中的最高典范。此瓶造型古朴自然,釉色幽雅莹润,表现了南宋制瓷艺术的独特风格。


   清点手续在北平与上海两地分别进行。此前的南迁清册过于简单,只记品名与件数。而这次马衡亲自主持的“存沪文物点收清册”,登记内容非常细致,画要记载其质地、色彩、尺寸、款识,瓷器要写出其颜色、尺寸、款识、有无损伤等,铜器、玉器、牙器等还要称重量。每一馆处的箱件,都用一个字来代表,每点一箱,依次编号。按照马院长的指示,“沪上寓公”4字分别写在4个单位的箱子上,即古物馆的箱件编“沪”字,图书馆的为“上”字,文献馆写“寓”字,秘书处用“公”字。其寓意是,文物点收之时,正在上海做“寓公”。


   这批故宫文物在上海寄存了4年后,于1936年12月运往南京。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宣告成立。正在南京分院筹划将朝天宫大成殿修作陈列室时,日本在北平发动了“七·七”事变,紧接着,又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南京情势一天比一天紧急,故宫文物被迫紧急疏散。



  明宣德(1426—1435年)红釉僧帽壶 红釉代表吉祥富贵,是中国人喜爱的一种传统釉色,但烧制难度较大,传世品稀少珍贵。元代景德镇烧制的铜红釉呈黯红,明永乐年间烧出了色泽鲜艳的红釉,明宣德时期的红釉更加浓重,像红宝石一样瑰丽,故称“宝石红”。


   当时是分3路向后方转运故宫文物。最先起运的为赴英展览的80箱文物,于1937年8月14日在南京装船,至汉口换装火车,运到湖南长沙岳麓山。不久长沙遭空袭,文物又于1937年12月间起运贵阳。第二路于1937年11月20日溯江而上,经汉口,1939年9月19日到达四川乐山安谷乡,所运文物包括故宫的4055箱和其他机关的5314箱。第三路也是在1937年11月20日起运,但从陆路由南京沿津浦线到徐州,改陇海线到陕西,之后经宝鸡转汉中,由川陕公路入川,经成都,于1939年7月11日运抵峨眉。所运文物包括故宫的7286箱和其他机关的622箱。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分处四方的故宫文物于1947年3月7日集中于重庆,5月31日迁往南京,12月9日迁返工作全部完成。至此,历时15年的迁运疏散文物工作,终以保全绝大多数文物的业绩而告一段落。转运迁移如此大规模的文物,不仅在中国博物馆史上为空前,在世界博物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面对1933年文物南迁时的反对呼声,当时政府曾公开表示,待时局平定后,仍将南迁文物运回原地。然而,由于国内政局的变迁,自1933年运离北平的文物,在1948年底又开始跨海东迁。


   1965年11月12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开幕,从这一天开始,中国有了两个故宫博物院


   由南京迁往台湾的文物分3批。第一批共772箱,计有故宫文物320箱,启运于1948年12月22日,由国民党海军部调派“中鼎轮”载运,26日抵达基隆。第二批1949年1月6日起运,由招商局调派“海沪轮”,所运载3502箱中有故宫文物1680箱,1月9日到达基隆。第三批1949年1月29日起运,由海军部指派“昆仑号”运输舰载运,原初步决定运送故宫文物1700箱,但由于舱位紧张,以致有728箱无法装舰。因此航还执行其它任务,不时停靠,直到2月22日才抵基隆。自此批文物运出后,李宗仁代总统下令阻止故宫文物运出。


   总计3次运台的故宫博物院文物一共是2972箱。一并运台的,还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图书馆以及北平图书馆寄存在金陵大学的明清内府舆地图和外交部重要档案等。



  台北故宫博物院外景。在现代化管理和经营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可以说是平地起高楼,加之又建于20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阶段,故它从一开始就是向现代化博物馆着眼的。自新馆建成后,又经过4次扩建。该馆设施完善,无论是库房还是展览场所,都是恒温、恒湿、防火、防潮、防震和24小时安全监控,国宝在此减少了自然和人为伤害的威胁。摄影/林添福


   这些文物抵达基隆后转至台中糖厂仓库,因此地距台中车站甚近,较为方便,但高大的烟囱十分醒目,容易成为空袭轰炸的目标,而且库房简陋,保管条件恶劣,故有人建议将文物迁离市区,在近山处建筑库房贮存。经查勘后,位于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北沟)的山麓台地成为较理想的选择。1950年4月,两院(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两馆(北平图书馆与中央图书馆)原存台中糖厂的4000多箱文物,转入北沟沿山兴建的3栋保管新库中。


   1957年,在亚洲协会的赞助下,在北沟库房之外又建一小型陈列室,密封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故宫文物,终于可以开箱见人了。但因场地狭隘,能够展示的文物只有200件而已,再加上交通不便,故宫文物的展示和研究都备受委曲。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以书画、瓷器、铜器、玉器为多,每一类都可举办10个以上的特展。众多文物中,属经常展示的约有8千件,其他的则3个月至半年作一次更换。以这个方式展示收藏品,据计算,全部轮换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间,由此可知其收藏品数量之庞大。图为书画陈列展一景。



  台北故宫博物院陈列的宋代名窑瓷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明代皇室服饰陈列一角


   由于北沟地点偏僻,难以吸引国外游客,60年代初,当局主张在台北近郊择地兴建博物馆。迁建小组几经寻觅,最后选定群山环抱、嘉木葱茏的外双溪作为新馆址。


   新馆1965年8月建造完成。10月,蒋介石亲临巡视,获知博物院将于当年11月12日揭幕,亲题“纪念国父百年诞辰——中山博物院”门额,立意将此建筑定位为永久纪念性的博物馆,由行政院拨交故宫博物院使用。


   1965年11月12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开幕,蛰伏于台北乡间17年的文物,终于有了一个适当的保存和展览环境。也正是由这一天开始,中国有了两个故宫博物院,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比北京故宫博物院晚成立整整40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中藏品的优势与不足很明显,北京故宫博物院也并非如传言仅是个“空壳”


   自从一个故宫分成两个博物院后,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两院孰优?有人说北京故宫博物院不过是一个空壳,真正的国宝都在台北;也有人说迁台的文物仅占原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根本不能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相比。


   其实厚此薄彼或薄此厚彼都难免偏颇,因两个博物院都是中国人管理,藏的都是中国国宝。就目前所藏而言,都有着彼此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真要比较,应该说,各有千秋,都不完整。


   实事求是说,台湾故宫博物院确实名不虚传。运台文物的箱数以数量计,虽然仅占南迁箱数的四分之一,但仍多达数十万件,而且多是精品重器,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若以质论,则南迁文物中的精华,大部分已运到台湾。



  清乾隆皇帝御用夏朝冠(1736—1795) 清代以前,帝王在大典中戴用的礼冠为冕,而清代帝王和百官的礼冠为朝冠和吉服冠,各分冬夏两种款式。清代的夏朝冠也称凉帽,由一种满族人称为“得勒苏”的玉草编成(也有用藤、竹丝者)。此冠外裱白罗内衬红纱,周缘黑地金锦,帽面铺红缨,上饰东珠、金龙等,是清宫廷中的重要收藏之一。



  明成化(1465—1487年)斗彩花鸟纹高足杯 成化斗彩是中国彩瓷中的名品,历来为世人所珍。在明代,一对成化斗彩杯就值银100两。此杯胎质细腻,白釉莹润,纹饰色彩鲜艳,胎体之薄几如蝉翼,代表了当时空前发展的制瓷工艺。



  清乾隆(1736—1795)珐琅彩杏柳春燕图蒜头瓶 珐琅彩瓷是清代宫廷秘玩,制作工艺精细,画师均为名匠高手。此瓶轻盈秀美,图画设色明净艳丽,使瑰丽与高雅的艺术风格和谐统一。



  黄杨木雕西园雅集图笔筒(17世纪) 作品刻画了宋代苏轼、苏辙、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著名文人在驸马王诜家的花园中聚会时的场面。全器以庭园为背景,人物或谈诗作画,或论道饮酒,神态逼真,为宫廷文房用具和案头清玩的代表作。


   以书画为例,由北京故宫运出的9千余件中,有5424件运往台湾,其中仅宋画即达943幅,宋元山水画系列可构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极品特展。铜器方面,南迁的总共2789件,运到台湾来的铜器、铜镜、铜印总数是2382件,其中的重器是西周晚期青铜器毛公鼎,那多达497字的铭文至今仍然是商周青铜器铭文数目之冠。瓷器收藏,南迁数量是27870件,运台湾的为17934件,集中了故宫博物院各瓷器陈列室与敬事房的精品,可谓名窑毕备,宋瓷中的汝窑,清瓷中的古月轩,十分之九都在台湾,故瓷器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最值得夸耀的收藏之一。图书南迁的数量是1415箱,运台湾的有1334箱,凡重要的大部头书,如文渊阁的《四库全书》、 藻堂的《四库全书荟要》、《天禄琳琅》、《宛委别藏》及观海堂藏书的全部等,都运到了台湾。81箱没有运的,有66箱是大藏经,当时已运到码头,但因舱位紧张而没能装载。


   除此之外,中央博物院、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所收藏的铜器,以及南薰殿所保存的历代皇帝像,也都运抵台湾。


   由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主要来自清宫旧藏,而且仅是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品种难免欠缺。尽管瓷器是历代官窑悉备,但有瓷而无陶,有官窑而乏民窑,至于嘉道以后的清瓷,更是空缺。书画也是如此,清代作品明显轻薄。也正因为如此,台北故宫博物院新馆建成后,补充欠缺文物成为一项重要工作。经过近20余年来接受捐赠及搜购,旧藏所缺大大改观,但仍有不少遗憾。如佛教的重要文物,像石雕、金铜佛造像等,依旧阙如。


   台北故宫博物院中藏品的优势与不足很明显,北京故宫博物院也并非如传言仅是个“空壳”。台北故宫博物院65万件藏品堪称中国文化艺术之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超过了100万件的珍藏同样无人匹敌。仅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内,入藏文物即达240880件,溥仪出宫前流失的精品,基本收回了故宫。被乾隆视为3件稀世珍宝中的两件,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 的《伯远帖》,还有我国传世最早的名人墨迹——晋陆机的《平复帖》,以及韩 的《五牛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展子虔的《游春图》等著名国宝,都是新中国入藏故宫的。


  著名的三希堂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二希”,台北藏有“一希”,而它们原本是在一起的


   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认为,文物南迁时是拣好的、好搬的拿,但是对文物评价的观念,当时与现在不一样。当时负责挑选文物的是比较传统的文人学者。学者认为金石是最重要的,鼎是国家的象征,所以拿走了不少青铜器;文人重视书画,书画本身也好运载,能拿的尽可能拿。中国有君子佩玉之说,故玉器也拿走不少。陶瓷在故宫的数量很大,只拿走了一部分。但也有些珍贵的文物是当时学者忽略的,今天看来却是好得不得了。龙袍,中国历代只有清王朝留下了,当时的学者认为清朝的东西价值不大,没有拿,所以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件龙袍也没有。还有清代宫廷大批的玉器,当时没有重视;佛教塑像、工艺品,只拿了极少一部分。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以办慈禧太后生活用品展,台湾就办不了。限于当时运输能力,皇帝宝座太大,搬不动;家具也太大,无法搬。今天来看,家具很珍贵,现故宫的明清家具,特别是清代家具非常丰富,大条案、大桌子,都很精美,但当时都没有搬。



  毛公鼎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晚期。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7公斤。铭文32行497字,是目前青铜器上所见最长之铭文,实可抵《尚书》一篇,其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传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曾为清代著名收藏家陈介祺拥有,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老院长秦孝仪认为:“中国之美,美在文化艺术;文化艺术之美,尽在故宫。”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宫。著名的三希堂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希”中的“二希”,而台北藏有其中的“一希”;北京有《清明上河图》,台湾没有;郭熙的《早春图》,现在台湾,北京没有。而这些东西原本是在一起的。完整的故宫应有完整的文物,完整的宫廷文物和完整的宫殿建筑相辉映,才是名副其实的故宫博物院,也才更能充分地显示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


   随着文物的东迁,民族的传统也和这些文物一起飘洋过海,并在台湾承继下来。综观台北故宫博物院发展的历史,有如一个人的成长,经过生于忧患、成于艰难的历程,终于有所成就。但他是否也有中国人坚守的传统——落叶归根呢?历经长途旅程、四处漂泊如今在台湾觅得栖身之处的故宫文物,倘若有口能言,它们想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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