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小八地理网

主页 > 人文 >

[人文] 藏书票,据说是爱书人最高境界的体现


  供图:牛明明


  藏书票源于欧洲,最早被贴在书的封面或扉页上,以版画艺术的形式,标明藏书归谁所有,后来逐渐演变成版画家根据委托人的爱好、个性以及品位制作出来的微型版画,被誉为“书上蝴蝶”“版画珍珠”。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只刺猬嘴里衔着野花,脚踩落叶,顶部是一条缎带,上面写着一行德文,意思是“谨防刺猬随时一吻”。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一枚藏书票,大约制作于15世纪中叶,为德国人约翰内斯•克纳贝恩斯贝格所有。



  彼时古登堡刚发明铅字印刷术不久,书籍还没有大规模普及,藏书依然是少数贵族和教会的专属,因而显得格外珍贵。约翰内斯•克纳贝恩斯贝格在自己的书上贴了一只刺猬,无非是要告诫他人:这是我的书,请不要随意触碰,否则小心刺猬扎手。这只刺猬隐晦而有趣地点明了藏书票最早的功能:声明票主对于书的所有权。



  动物是藏书票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当我们走进牛明明的家中时,首先遇上的也是动物。这位年轻而活跃的中国藏书票艺术家,同时也是个动物爱好者,他在家里饲养了蜈蚣、蜥蜴、蜘蛛、树蛙等各种奇奇怪怪的动物。对它们长年累月的观察,使他可以将在动物身上捕捉到的细微表情,刻画到方寸之间的藏书票中去。



  除了这些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动物,这几年,要求他以中国龙这种想象中的动物为创作题材的也有不少,这些订单都是来自欧洲。中外藏书票交流的热络,也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情,这得益于2008年“第32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在北京的成功举办。在那次双年展上,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见识了中国藏家的热情和强大的购买力,而中国的藏书票爱好者也有机会接触到了当代最为顶尖的藏书票作品。也是在那次双年展上,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的藏书票制作者牛明明决定要前往比利时根特美术皇家学院继续深造。在比利时留学期间,他在圣•尼古拉斯国际藏馆负责整理过16万张各国藏书票,由此得以一窥欧洲藏书票的堂奥。



  中国与藏书票的结缘最早可以推至19世纪末。在此之前,中国文人用藏书印章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藏书票是一枚“北洋大学堂图书馆”藏书票,虽然票面上的日期是1910年8月23日,但这款藏书票的启用时间有可能是在1896年,因为在这一年,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这款藏书票上的图案很简单,只有一个图书馆章。在它被发现以前,“关祖章”藏书票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藏书票——画面上一个古代书生正在书房中秉烛夜读,他头戴方巾,身着长袍,袍上缀满了补丁,暗示家境贫寒,但满室书卷也在展示着思想上的另一种富有。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张藏书票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它贴在一本1910年出版的《京张路工摄影》集上。票主关祖章早年曾留学美国,想必是受到了西方藏书文化的影响而制作了这样一张充满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的藏书票。还有一本1917年出版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也贴有同样一款藏书票,2007年在北京中国书店秋拍中以2.53万元的高价成交。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的兴起,素有“版画珍珠”之誉的藏书票也逐渐为人所知。1933年前后,叶灵凤先生曾于杂志撰文将藏书票介绍给读者。同时,他自己也使用藏书票,在灰纸上拓印黑版,“灵凤藏书”四个红色的文字醒目而得体。



  而后,由于战争、动乱等因素,这种略带小资情调的精致艺术始终没有发展起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起,藏书票才迎来了它真正的春天,李桦、杨可扬、李平凡、梁栋等众多版画家争相制作,然而,它终究还是一门在小圈子内传播的艺术。



  牛明明出生于1980年,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后的藏书票一同成长起来的,但他直到上了初中才知道藏书票。如果不是当时的美术老师恰好办了一个藏书票兴趣学习小组,他可能就此与藏书票擦身而过。而在电子书兴起,纸质书日渐式微的今日,私人藏书尚且少见,就更不用提附着其上的藏书票了。



  即使是如今的藏书票收藏家,也很少真正将藏书票贴在书上,藏书票的实用价值减弱了,它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纯粹的版画艺术品。那么,脱离了书,它是否还能称为“藏书票”?


  “它还是藏书票,它与版画还是有区别的。”牛明明说,“现在制作的藏书票上必须要有拉丁文Ex-Libris,是某人所藏之书的意思,下面要有票主的名字。”虽然并没有贴在书上,但是“Ex-Libris”作为一种历史的痕迹依然被保留了下来,甚至成为了藏书票的代名词。而票主的姓名更提示着自古以来藏书票制作上的特点——它并不是艺术家自己纯粹的艺术创作,而是根据委托人的兴趣爱好、人生阅历等要求而制作的订制作品。中国藏书票研究会副主席陈雅丹老师告诉我:“我们办中国藏书票展览,要求作品必须要有票主,如果没有票主的藏书票都是要刷掉的,不能入选。”



  对于票主的重视,是因为藏书票是艺术家和票主共同完成的艺术作品。当把票主丰富的生活经历融入创作中时,藏书票展现给观者的是一个充满遐想的深邃空间。有两位欧洲收藏家令牛明明印象深刻,一位专门收藏与梨有关的藏书票,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Pear,便终生与梨结缘;另外一位专门收藏各种火车题材的藏书票,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火车司机,跟父亲一起开火车是他美好的童年记忆。面对一张藏书票,我们或许无法像牛明明一样知道票主背后的故事,但我们依然可以循着画面上的线索,解码出票主内心的隐秘世界,也许我们猜错了,但这种回溯与想象的过程依旧迷人。



  所以,如何完美地体现票主的意愿,同时又可以融进自己的巧思,这是牛明明一直在思考的事情。一对荷兰夫妇曾要求牛明明以他们一家五口为主题进行创作,并且还要结合中国元素。牛明明此前从未做过类似的题目,经过一番思索,他以中国的生肖来代表父母及三个子女五人,刻了五只不同的生肖动物,并且还额外地增加了一只猫趴在画面顶部,这只猫是这一家子心爱的宠物,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家庭成员。如此巧妙的设计,想必这对荷兰夫妇在收到这幅作品的时候,也会会心一笑。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藏书票,叫通用藏书票,它并没有印上票主,但在设计中必须留有明显的空白,以供使用者填上姓名。这种藏书票因为给人千人一面之感,所以有人质疑它的价值。其实如果做得足够有趣,通用藏书票也自有其魅力。陈雅丹老师向我介绍了这样一枚通用藏书票,它贴在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的扉页上,由黄永玉先生亲自设计,随书出售。画面是一个人如同狗似的抬起右脚在墙角撒尿做记号,藏书票最下面“藏书”旁留有空白,由读者签上自己的姓名,这就像那个撒尿的人一样,都是在昭示这块领地(这本书)归我所有,其他人不得占有。



  因为藏书票是版画,印刷过程中版子难免磨损,所以印量有限,一般委托人会订制50或者100张。在每张作品上,艺术家一般会标明这款藏书票的印量,比如“8/50”就表示此款作品总印量为50枚,这是50枚中的第8枚。而“A/P”则表示,艺术家除了印制了委托人要求的印量外,自己又多印了10%的自留票,以便日后用于参加各种展览。正是因为印量的有限,所以同大量机械印刷的邮票相比,藏书票显得更为高贵脱俗。



  尽管藏书票的幅面小,通常为5至10厘米见方,不过要制作一枚精致细腻的藏书票,往往也需要花费艺术家两至三个月的时间。从作图到制版、印刷,牛明明一直以来都坚持用手工制作,一刀一刀刻,一版一版印,虽然慢,但这个过程却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不管是木版、铜版、石版还是孔版,每一次刷色的颜色深浅,每一次印制的轻重程度,都会导致画面产生细微的变化,正是这种手工的随机和偶然才刺激了艺术家们的灵感,造就了藏书票创作的无穷魅力。这或许也是历史上丢勒、毕加索、马蒂斯等等版画大师都愿意投身其中的原因吧。



  最后,问一个简单却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要在藏书票上印画?签名也能表示一个人对一本书的占有,为何要执着于图画?也许是因为封面和扉页上的空白就像一种天然的诱惑,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想填入一些比文字更为饱满的东西,或是人物花鸟,或是走兽虫鱼,或是风景建筑,或是某个纠结不散的内心造像。而之所以在脱离了书本之后,藏书票还能存在,恐怕是因为,人类心底的那片空白,也需要艺术家来填满。


  以上内容转载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返回顶部